道教之“教”和道家之“家”有何区别？请名家指点。

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

"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西汉太史令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宋明理学更是揉合了道学的思想发展而成。

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魏晋风流在清谈玄学时更着重炼丹。因此，道家与道教常被人混淆。

基本观点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 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前者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后者提出了“谦”、“弱”、“柔”、“心斋”、 “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 道家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 等等。

有学者认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进取的，积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休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了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之后，也能有一广大的心性世界以顺遂人生。

重要哲学家之思想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字字珠玑，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于是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但重点都在保身修身而不在文明的开创，可以说他是以一套宗本于智慧之道的社会哲学与理论来应对混乱的世局，而无意制造社会的新气象，因为那些都不是大道之本。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理论最重要开创者，道家哲学基本上也就是老庄二型而已。庄子的道家学不同于老学之处，在于庄子更详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可开创能力，包括智慧上、认识能力上、身体能量上等等。庄子同样站在天道自然的命题基础上，提出了从人的自我修养到面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处世之道，庄子书内七篇之作，就是他从世界观到知识论到工夫论到社会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

列子，战国时人。现存有的《列子》八篇 是东晋张湛所辑 一般认为该书反映了战国至魏晋间的思想。《列子》从道家思想出发并对道家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有所改造 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 并认为人在一种不任强使力的生存状态下，不忧天 不畏天 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王弼，三国时代人。当两汉经学的发展已到尾声，社会政治一直在动乱与不义的情境中，知识份子转向玄学清谈的风气，王弼以其对老子哲学的深切体悟，注解老子《道德经》一书，重体用之分 有无之别 不但发展出诠释老学的宗旨："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甚至还因此改变了从汉易以来言象数易学的气化宇宙论 而将易经的研究方向代之以纯粹玄学思想 使中国易学史走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郭象，西晋人，以《庄子注》闻名，主张“独化”理论 是一种从高度抽象思维当中所发展出来的的玄学式概念理论 认为宇宙万物都生于偶然的"玄冥"境界 因此提倡一种物无大小 各顺其适之精神，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发展时期

有学者认为，道家起源应为远古的隐士传统，当然也有学者说老子是清庙之守，总之，道家的起源绝不是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从旁观察世局，认真思索宇宙的真象，使用着抽象度高且不带意识型态的执着的语言，描述天道与人事变化的法则，属于原理性研究的层次是他们的专长。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上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学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发，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藉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断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之别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当然，道家哲学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得中国知识份子不会因着有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对道家应简单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两句话是老子最高深的思想，但其实也是最浅显的道理。

其实两句话是一个意思。

实际拆分，应该是：道，可道，非常道。也可以拆成：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很简单，但也非常多，就像怪石大山一样，不同的人看到的也不一样。没有定论，这就是道德经最玄妙最高深的地方，其实也是这句话的意思。

道，天地之道。可道，人人皆可得道。非常道，但世间之道皆非永恒之道。（有的版本为非恒道）合起来就是：天地之道，实际乃是人人皆可得之道，但世间万物，道道道，皆非恒道。还不够白？那就在白一些吧！

白丁翻译文：天王老子制定的规则，实际没有那么复杂，人人只要用心观察周围，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就能悟出这个“玄而又玄”的道。但是不要忘记，世界上所有道，都不是永恒的，所有事物都有生，自然也有死。老子的这本道德经也不是真理的化身，早晚也会被推翻取代。而实际上，这种世间无恒道的道理，就是天地万物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也大致是这个道理。

道可，道可以左右天地万物。

道非，但是再大的道也有被推翻、被打倒的时候。

常道，世间唯一的常道就是此道，万物皆有始有终。

这两种拆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其实你可以试试，把这六个字，不管用什么方法拆，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也精妙的应扣了道家万物循环、太极常转的中心思想。这就是老子的最大智慧。

【简释】 道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故名。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时宗教形式逐渐完备。奉老聃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道德经》（即《老子》）、《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奉玉皇上帝为最高的神。要人脱离现实，炼丹成仙。

道教的第一所国家级道观位于洛阳上清宫。

我国古代先民认为万物有灵，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图腾的崇拜，灵魂的崇拜，祖先的崇拜，慢慢发展到祖先与天神合一，成为至上神的雏形。鬼神崇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存在。先民们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皆视为有神主宰，因而产生敬畏感，乃对之顶礼膜拜。那时先民们除认为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拜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又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各种丧葬礼仪和祭鬼、驱鬼仪式随之逐渐形成。《竹书纪年》中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上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这时期已出现专门从事沟通鬼神和人类的宗教职业者—巫祝。其中巫以歌舞降神，并有一套符咒驱鬼的巫术；祝以言辞悦神，是宗教祭祀活动中负责迎神祈祷的司仪者。他们替人治病、卜筮吉凶，画符念咒等。当时国家和社会均受巫祝支配。周代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个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尊祖。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后世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即源于古代之鬼神崇拜；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亦与古人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崇拜神灵就要举行祭祀活动，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礼乐文明”，礼乐文明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逐渐由上层走向民间，被后来的民间方士和巫觋所继承，道教成立后，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所以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有相当的一部分被道教保存下来。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神仙信仰亦可上溯到我国远古原始社会时期。其证据之一便是《山海经》。该经记载了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及宗教信仰，其内容相当丰富和系统。它为道教仙学的远源提供了依据。《山海经》中，提出了长生信仰；提出了神仙与羽士之存在；描述了神仙天都；记载了祭祀的祀礼及奇异的方术。

在远古原始社会时代，已有人开始学仙。史载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 “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龙升天。

到了战国时期，神仙信仰已经相当广泛。这是，出现了许多记载神仙传说的著作，书中载有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的描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风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它，如《列子》书中的《汤问篇》、《黄帝篇》、《周穆王》，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都将仙境描画的美妙而神秘，其仙人亦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 、不为物累、超脱自在，能腾云飞行的神奇人物。汉代的《淮南子》、《史记》中亦有类似描述。

伴随神仙之说的出现，寻求仙境、仙人，传布成仙之方的方士便出现了。他们将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战国时期著名方士）的阴阳五行学说柔和起来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社会，其法形解销化，依托鬼神，企望长生成仙。从战国（前2 75—前221）中后期到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时，在方士（亦称神仙家）们与帝王将相之鼓动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事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寻求神仙及不死药，其规模越来越大。那时最著名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侨、邹衍、徐福、卢生、李少君等人。 我国独有的神仙信仰沿袭而下，到东汉中、晚期为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汉武帝后，方仙道逐渐与黄老学结合向黄老道演变。 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张陵于蜀郡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创立了正一盟威道。

道教是崇拜多神的宗教。道教崇奉的神灵种类繁多，下面只能介绍一些地位较高且较有影响者。

1.三清指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它们是道教的最高主神，实是「道」的一体三位。「三清」的说法始于六朝，但此时「三清」多是指「三清境」，即太清境、玉清境和上清境，分别为神宝君、天宝君、灵宝君三位大神居住。后来，「三清」才逐渐作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通行代称，而「三清境」亦成为其居住地。

2.四御四御是地位仅次於三清的四位天帝，具体指：玉皇大帝(总执天道)，中央紫微北极大帝（协助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勾陈上宫天皇上帝（协助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统御诸星，主持人间兵革之事），后土皇地只（执掌阴阳生育、万物之美）。另外，又有以四极大帝为四御之说，具体为：北方北极紫微大帝（总御万星），南方南极长生大帝（总御万灵），西方太极天皇大帝(总御万神)，东方东极青华大帝(总御万类)。

3.诸星神星辰之神在道教中的地位很高，主要有五曜（五星）——岁星（星）、镇星（土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荧惑星（火星）。此外还有东西南北中「五斗星君」，以及二十八宿星君、紫微垣众星君、太微垣众星君、天市垣众星君等。其中，最受崇奉的是「斗姆」。「斗姆」作女像，传说她生出了北斗七星，能普垂医治之功。此外，北斗、南斗星君也很受世人崇奉，据《度人经》言，北斗主死，南斗主生，故民间多举办「北斗会」、「南斗会」。在诸星神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四方二十八宿星君。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组成龙形，称青龙；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组成鸟形，称朱雀；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组成虎形，称白虎；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组成龟形，称玄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方之神」。

4.三官大帝即天、地、水「三官」，有关其来历说法颇多，或说起源於中国古代宗教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或说起源於五行中金（主生）、土（主成）、水（主化）三气，或以为即尧、舜、禹，等等。「三官」在早期道教中就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汉末天师道为病人祈祷时需举行「三官手书」仪式，即将病人姓名和服罪之意写於纸上分别送呈天、地、水三官。南北朝时期，「三官」又与「三元」相配而成为「上元天官紫微大帝」、「中元地官清虚大帝」、「下元水官洞阴大帝」。据称，天官能赐福、地官能赫罪、水官能解厄，分别诞生於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各地的人们为了祈福、拔罪和禳灾，多分别在这三个日子举办「上元会」、「中元会」和「下元会」。

5.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似乎是天界最高的神灵，有人以为其乃是由殷商时期最高的天神「帝」或「上帝」发展而来。在早期道教的《真灵位业图》中，有「玉皇道君」和「高上玉皇」之名，但其阶位却并不高，仅排在玉清三元宫右位的第十一及第十九位。宋代，真宗皇帝称其远祖赵玄朗得玉皇之命而降授天书於赵宋，故特上玉皇大帝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后徽宗又再加封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从而大大提高了玉皇在民间的威望，令玉皇信仰流行开来。道教多将玉皇视为「三清」之下的「四御」之一，以为他是地位仅次於「三清」的「总领宇宙主宰之君」，其职能是「承三清之命，察紫微之庭」，「小事专掌，大事申呈」。每年正月初九玉皇圣诞日，道观和民间多举办「玉皇会」。

6.文昌帝君文昌本是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古时被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汉代则专指天上文昌宫的第四星——司命星。其成为道教与民间所信奉的文昌帝君，乃与蜀中的梓潼神张亚子（又作张恶子或张垩子）有关。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乱入蜀，曾梦见张亚子显灵，并追封他为左丞相；唐末，唐僖宗为避黄巢之乱入蜀，又亲祀梓潼神，追封张亚子为济顺王。经唐朝皇帝的崇拜，梓潼神张亚子遂由地方神成为天下通祀的大神。宋代，梓潼神又多次得皇帝加封，并因预卜科举功名甚验而甚得读书人信向。元延佑三年（1316年），元仁宗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至此梓潼神与文昌星神遂合二为一，称文昌帝君。元明以后，各地多建有文昌宫、文昌祠等，人们多於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日举行「文昌会」。

以上仅是道教所崇神灵中很小的一部分。实际上，道教崇拜的神灵成千上万，他们多在举行斋醮法会时被恭请莅临，如唐宋时的《道门科范大全集》、《道门定制》等道教科仪经典中即收录有大量的道教神名。此外，各路神仙的事迹在道教经典中也多有记载，如汉代的《列仙传》、晋代的《神仙传》以及元代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俱记有历代神仙得道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