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第八章讲了什么

置身事内第八章讲的内容如下：

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政府能力于是成了市场能力的补充或替代。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资本市场和法律体系远远谈不上健全，民间财富也极为有限，社会风气也不信任甚至鄙视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这些条件都限制了当时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行方式。所谓“举国体制”也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罢，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中国特色。

今日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是落后国家，大多也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源调配的阶段，但这种方式，与市场互动和协调的方式也都不同。本书阐述的“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或“官场+市场”的模式，属于中国特色。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都能成功。以工业化进程中对“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为例。有的国家比如韩国，在抬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企业的同时，积极提倡出口，以国际市场竞争来约束本国企业，迫使其提高效率，并且随着工业发展逐步降低乃至取消保护，最终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企业。

但也有的国家，比如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难以“断奶”，形成了寻租的利益集团和低效的垄断，拖累了经济发展。我国既有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企业，也有骗补和寻租的低效企业。这种结果上的差异，源于各国和各级政商关系的差异。所谓强力政府，不仅在于它有能力和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点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

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生产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七章讲过，要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是将更多资源从政府和国企转到居民手中，在降低政府投资支出的同时加大其民生支出。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目前的土地和户籍改革都承认了这种不可逆。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冲击，回到乡村可能是权宜之计，但不是真正有效的长期缓冲机制。还是要在城市中建立缓冲机制，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让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