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为何只写女鬼？

其实不止是聊斋，在整个东方的“神鬼体系”中女性角色就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不论是明清的笔记小说《聊斋》、《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醉茶志怪》等，还是近现代的中国蜀山剑侠小说，各类《倩女幽魂》、《白蛇传》之类的志怪小说，乃至于现代的中日韩恐怖电影中塑造的形象贞子、伽椰子、鬼娃娃花子等形象也都是以女性为主。

之所以会出现“女鬼”这样的具有明显东方特色的文化符号，其实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均有阴阳五行的概念，其中女属阴柔而男属阳刚更是共识。而鬼怪之流在东方的观念中也是属阴的，与现实中女性的形象更容易产生共鸣，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的情绪，因此也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而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朱程理学的兴起。

朱程理学在宋朝中期开始占据思想界主要地位，在明朝达到巅峰，而这个时间段与文化界“女鬼”这个形象的出现时间正好吻合。

在元明之前，起码中国的鬼怪小说里主要都是一些动物或山川植物形象的鬼怪，而元明之后，这些形象丰富多彩的“女鬼”形象才开始大量出现。

朱程理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思想的禁锢和对人的压制，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和荼毒。这种对人们精神活力的压制使得不得志的文人纷纷选择通过笔记小说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思想和不满，这也是明清时期志怪小说盛行的原因之一。

而在各种志怪小说中，女性因为在现实中就经常以弱者和受压迫者的形象出现，所以很容易引起作者的共鸣，也更需要以鬼魂的形式来完成赋权，以得到道德上的正当性。

其实包括蒲松龄的《聊斋》在内，各种志怪小说中也描写了很多男鬼，但这些男鬼与现实中男性的角色太重合了，根本无法引起读者的好奇，更无法让作者借鬼魂之口说出自己的话来。

而如果让一个在现实中完全无法实现复仇、自由恋爱、摆脱压迫这些事情的女性以一个鬼怪的形象来完成这些事情，则不论是从文学形象上来说，还是从借文言志的事情上来说，都要显得深刻的多。

因此，从蒲松龄的《聊斋》之后，各种鬼怪小说中越发的注重刻画女鬼，淡化男鬼，才最终让“女鬼”从一个文学形象上升为一种精神符号，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