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教我们什么

郭沫若认为《中庸》基本是子思的作品，而“经过后人的润色窜易是毫无问题的”。近人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中庸》中虽有一些内容确系秦汉之际儒者所增，但其主体部分，则是战国时期思孟学派的作品，是先秦儒家思想进入总结阶段的成果。所以名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中庸》是国学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是我们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辉煌的篇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光芒四射，为世人所瞩目。《中庸》以“过犹不及”为核心，做人处事追求适量、守度、得当，不偏不倚为宜，越位和缺位都不合适。“中庸”即中和，不是平庸碌碌无为，而追求的是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得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处事中较为完美的平衡点。它还是和合文化的哲学升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和合文化的特点就是多样的包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天地间万物的生生不息。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的和谐。

中庸是哲学不是宗教。中庸本于《易经》，强调无地的发展与化育。可见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中庸、中道是人类认识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由青铜器向铁器发展时代的哲学。在古希腊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佛教中被视为最高真理。而中庸的提出要早于二者一百多年。

《中庸》在认识理论上，实现了由问神向问人过渡，由直观经验向逻辑抽象过渡。中庸在社会领域，适应了由家族制向家庭制、分封制向集权制、传亲向传贤的转变；推动了由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专制的结合；促进了思想家与政治家、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从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统一。突显了宰相在调解皇帝与万民关系中的中庸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确发挥是封建王朝稳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千古名相魏征则是宰相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与唐太宗共同造就了唐初盛世——贞观之治。

中庸不仅培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使其成为我国传统法律依据的最高标准，并盛行了两千多年。中庸还是修身之法、治国之道，历来为先进政治家所重视。梁启超、孙中山视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改造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领导延安整风。《毛选》开篇第一句就是分清敌我友。友，即是我与敌之中，团结友就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