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输在谈判桌上”的过程？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一次重大对外战争。中法战争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曾经与法国外交代表宝海、脱利古两次进行外交谈判。这两次谈判的背景、过程、气氛、结果均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原因何在?李鸿章在交涉中作用如何?其表现应怎样评价?这些问题对于中法战争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试图对这两次谈判的背景、过程及结果等方面作一番分析,并对中法双方对于战争的态度和对策得失进行探讨。一、李鸿章与宝海的谈判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割地赔款,因此急于在远东地区扩张。法国将扩张的目标指向越南。法军在占领越南南部、中部之后,开始向越南北部进逼。1873年,法军一度占领河内,不久被越军和刘永福黑旗军驱走。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也称“第二次西贡条约”或“甲戌条约”),主要内容有:(一)法国承认越南独立。(二)越南对外政策要与法国对外政策相适应。(三)越南承认法国对越南南部的控制权。(四)法国在顺化派驻公使和卫队。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南部,并以承认越南所谓“独立”为幌子,企图割断中越之间存在的“宗藩关系”。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藉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 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中法双方议和 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

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