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历史上的女权的问题

西周时期有七出三不去，所谓七出，是指女子若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中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和公婆即可休弃之，让妇女处于战战兢兢状态，始终把讨好丈夫和公婆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从此开始妇女就没有社会地位，处于从属地位。成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男方在婚姻中一直占据主动位置，女方处于弱势被选择的地位。问名，只要男方感觉可以，女方父母见币多就会同意，无视女子的意见。由纳币看出“以币易妻”，女子同货等同。女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来源，就是在社会再分配中也处于弱势。女子无继承权，有时为了贵族的体面和联络感情，大多给予女子可观的嫁妆，但这同样只是出于父兄的赐予，而不是女子的法定权利。

秦汉妇女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但呈递降趋势，是动态的变化过程。主要表现在：妇女能直接主动地参与政治活动；男女较为平等；“三从四德”的礼法规范和“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还未成为女性的束缚。同时因为秦汉时期自由开放的政策，使女性能够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秦汉女性的经济活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维护了小农经济的生存，并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汉朝受儒家三纲思想的影响，婚姻成立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行六礼，更重聘礼，盛行早婚。婚姻解除，实行七出三不去原则，片面强调丈夫的特权，规定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在家庭制度上，实行一妻多妾制、家庭等级制，维护夫权和家长权，维护妻妾不平等权。这种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和等级性。汉班昭所作的《女诫》是中国女性的第一本教科书，也是中国传统女训的鼻祖，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束缚女性的枷锁。

唐代确认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嫁许诸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或者“虽无许婚之书，但女家已接受男家的聘财，亦不得悔婚，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又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对婚姻解除同样规定“七出”“三不去”和“义绝”，唐代还有“和离”的规定，即“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从唐律的规定来看，唐代妇女的地位还是低于男性。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平分制，女子仍无继承权。

宋代比唐代又有了进步和灵活性。允许在室女享受男子继承财产权的一半，继子与绝户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宋代仍实行“七出”与“义绝”之制，又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允许妻子离婚改嫁。但是，如果“妻擅走者徒三年”，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减一等处刑。又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若改造（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地旧传统。

元朝以前，法律允许改嫁寡妇带走原有嫁妆，不准寡妇带走的，限于亡夫的遗产。但元朝法律正式规定，离婚妇女或寡妇如果再婚，就要丧失原先从父母处得来的嫁妆和其他继承得来的财产，至于夫家的财产，更是不得带走。明清两朝受元朝影响，都有“（寡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规定。这些规定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地位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明清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家长的主婚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明清之时，家长主婚权才得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下来。“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包办婚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女子嫁不喜之人后无法更人，还有封建“七出”的枷锁，丈夫若不喜妻还可纳妾，让妻更郁郁寡欢，妇女的人性受到了进一步的摧残。 明清时的法律规定，妻殴夫即杖一百，不问有无伤害。殴夫致死者，唐、宋、明、清律俱处斩。妻子谋杀丈夫，不问有无伤害，是否得逞，皆处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