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的西南联大，为中国假设培养了哪些优秀人才？

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而数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心中,并成为热点课题之一——在战火纷飞之际,在学习、生活、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这也是联大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办教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力量,办学校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教师。

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都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教书育人,爱之以德,不厌不倦,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