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高尔基

　昏暗昨小的房子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瑗际躺在地板上。

　他穿着一身白衣裳，光着脚，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

　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成了两个黑洞；龇着牙咧着嘴，她像在吓唬我。

　母亲跪在他旁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头发。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从他肿大了的眼泡里流出来。

　姥姥紧紧拉着我的手，她也在哭，浑身发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

　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不愿意去，我心里害怕！

　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

　我不明白姥姥反复给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死了，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

　我一向信服我姥姥说的任何一句话。尽管现在穿一身黑衣服，她显得脑袋和眼睛都出奇的大，挺奇怪，也挺好玩。

　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父亲看护着我，可是后来，我姥姥来了，他来照顾我了。

　“你是哪儿的呀？”

　我问。

　“尼日尼，坐船来的，不能走，水面上是不能走的，小鬼！”

　她答。

　在水上不能走！坐船！

　啊，太可笑了，太有意思了！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沿着楼梯，可以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会头向下栽下去。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

　“我怎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

　她笑嘻嘻地说。

　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

　因为我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心神不定，她可是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她一向是态度严厉的。

　母亲人高马大，骨头坚硬，手劲儿特别大，她总是打扮得利利索索的。

　可是如今不行了，衣服歪斜凌乱，乌七八糟地；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个亮亮的大帽子，现在都套拉在赤裸的肩上，她跪在那儿，有些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

　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泪水哗哗地流。

　门外嘁嘁喳喳地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

　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

　窗户用黑披肩遮着，来了一阵风，披肩被吹了起来，抖抖有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天上一声雷响，吓得我大叫一声。

　父亲哈哈哈地笑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别怕，没事儿！”

　想到这儿，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没站稳，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在了地板上。

　她双目紧闭，面孔铁青，也像父亲似地一咧嘴：“滚出去，阿列克塞！关上门。”

　姥姥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地呻吟着，把牙咬得山响。

　姥姥跟着她在地上爬着，快乐地说：“噢，圣母保佑！

　“以圣父圣子的名义，瓦留莎，挺住！”

　太可怕了！

　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来回碰他，可他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

　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姥姥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滚来滚去。

　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我的主，是男孩！”

　点着了蜡烛。

　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

　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

　下着雨，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在墓坑。

　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坟旁边的，有我，姥姥，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

　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

　“埋吧，埋吧！”

　警察下着命令。

　姥姥又哭了起来，用一角头巾捂着脸。

　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往坑里填土。

　土打在水里，哗哗直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往坑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打了下去。

　“走吧，阿列克塞！”

　姥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想走。

　“唉，真是的，上帝！”

　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默黩地站在那儿，坟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刮起风来，雨给刮走了。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啪叽啪叽地响。

　姥姥领着我，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走向远远的教堂。

　“你为什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的围墙时，她说。

　“我不想哭。”

　“噢，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

　我很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气，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

　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不许哭！”

　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走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

　“可能出不来了，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儿！”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姥姥、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

　我本能地跳了起来。

　“噢，别怕！”

　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水面上灰雾茫茫，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

　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双手枕于脑后，靠着船站着，一动不动。

　她脸色铁青，双腿紧闭，一声不响。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都变了，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

　姥姥常常对她说：“瓦莉娅，吃一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

　母亲好像没听见，依旧一动不动。

　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

　她像是有点怕母亲，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

　“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

　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

　什么？萨拉多夫？水手？奇怪。

　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个木匣子。

　姥姥接过木匣，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

　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

　她有点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夺过棺材，她俩走了。

　我还在舱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吧？”

　“你是谁？”

　“水手。”

　“萨拉多夫呢？”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就是！”

　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黑土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

　“姥姥呢？”

　“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

　“埋在地下？”

　“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

　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来，亲了亲。

　“啊，小朋友，有些事你还不懂！”

　“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你看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

　汽笛呜呜地响了。

　我知道这是船在叫，所以并不怕。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得快，得快！”

　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

　门外，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

　往上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走动。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该下了。

　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谁的孩子啊，这是？”

　“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人们摸摸我、拍拍我，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把我抱起来说：“噢，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把我抱回到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着我：

　“再乱跑我要揍你了！”

　我呆坐着。

　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安静下来，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也停止了打颤。

　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黑黑的，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挤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

　我去开门，开不开，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

　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拚命向门把手砸过去，瓶子碎了，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

　我非常沮丧，躺在包袱上，悄悄地哭了起来。最后，我噙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的噗噗的颤动把我惊桓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个小太阳。

　姥姥坐在我身边，皱着眉头梳头，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实地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一直耷拉到地上。

　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

　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显得很可笑。

　她今天不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

　“年青的时候，这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可现在我诅咒它了！

　“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呢，太阳刚出来！

　“我不睡了！”

　“好，不睡就不睡了，”她立刻就同意了，一面编着辫子，一面看了看在沙发上躺着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根木头“好了，你说说，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小点声告诉我！”

　她说得温和甜蜜，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我记住了每个字。

　她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珠亮亮的，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她牙齿雪白，面孔虽然有点黑，可依旧显得年青。

　她脸上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红鼻子头了。

　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领了出来，走进了光明，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美丽的光环！

　她的我永远的朋友，是我最了解的人，我与她最知心！

　她无私的爱引导了我，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

　40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这样缓缓地前着。我们坐了好01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

　天气转晴，我和姥姥整天都在甲板上呆着。

　伏尔加河静静的流淌，秋高气爽，天空澄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

　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

　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像只土鳖。

　景走船移，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城市、乡村、山川、大地，还有水面上漂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

　“啊，多美啊！”

　姥姥容光焕发，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她偶尔站住，立在那儿，看着河岸发呆，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面带微笑，眼含泪水。

　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

　“噢，我好像睡着了！”

　她一震。

　“你为什么哭啊？”

　“亲爱的宝贝，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

　“我老了，你知道，我已经活了60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贤士。

　她的声音很低，脸紧紧挨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

　她讲得流畅自然，非常好听，每次她讲完了，我总会说：

　“再讲一个！”

　“好，好，再讲一个！”

　“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炉灶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哎哟，疼啊，我受不了了，小老鼠！’”

　讲着，姥姥抬起一只脚，晃来晃去，假装非常痛苦，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

　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

　他们夸赞姥姥讲得好，要求：“再讲一个，老太太！”

　还说：

　“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餐桌上，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让我吃西瓜，还有香瓜。

　不过，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他看见了会毫不犹豫地夺过水果来给你扔到河里去的。

　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上面钉着铜扣子，整天像喝得醉乎乎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极少上甲板上来，她躲着我们。

　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面孔铁青，辫子粗大，盘在头顶上，像王冠似的。

　她永远沉默着，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她那一双和姥姥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

　她曾经严厉地说：

　“妈妈，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尽管去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姥姥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21得像个孩子似的。

　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你看看，啊，太美了！”

　“那就是尼日尼，天啊，多像神仙住的地方！”

　“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空中飞翔！”

　她兴奋地几乎流出泪来，央求着我母亲：

　“瓦留莎，你快看看啊？”

　“你可能把这地方都忘了吧，快看看呀，你会高兴的！”

　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泊在了河当中。

　河上挤满了船只，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

　一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

　有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身黑，胡子是金黄色的，鼻子是弯的，眼睛是绿的。

　“爸爸！”

　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

　他抱住母亲，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喊着：

　“噢，傻孩子，怎么啦？”

　“唉，你们这些人啊！”

　在这同时，姥姥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一眨眼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

　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

　“噢，快快，这是米哈洛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叫卡杰琳娜！”

　“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样，多不多？”

　姥爷问姥姥：

　“身体怎么样，老妈妈？”

　“他们吻了三下。

　姥爷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

　“你是谁啊？”

　“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噢，天啊，他说的什么呀！”姥爷问我母亲，没等我回答，就一把推开了我：

　“啊，看看，颧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好了，下船吧！”

　下了船，沿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路的两侧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姥爷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个儿头很小，刚到母亲的肩膀，他走路走得很快，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浮着似的，俯视着她的父亲。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①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雅可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打着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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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米哈洛的昵称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穿得很鲜艳；6个孩子在最后面，都默不作声。

　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

　这位舅妈脸色苍白，蓝眼睛、大肚子，走起路来很吃力，常常停下来，喘着气：

　“哎哟，我可走不动了！”

　“唉，他们干什么让你也来啊？真蠢！”姥姥骂道。

　走在这群人中间，我感到很孤独，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连姥姥好像也变了，跟我疏远了似的。

　我最不喜欢姥爷，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敌意。我有点怕他，还有点好奇。

　上了坡，便有了大街。

　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矗立在前面。粉红色的油漆已经非常肮脏了，房檐很低，窗户是凸出来的。

　单看外观，你会觉得里面地方很大，可里面分成了许多间小房间，非常拥挤。

　到处都是人，大家好像都在发脾气，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孩子们则像一群偷吃的麻雀，窜来跳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

　院子里挂满了湿漉漉的布，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里面的水五颜六色，也泡着布。

　墙角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房子里，炉火烧得正旺，什么东西煮开了锅，咕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人影的人嘴里喊着些奇怪的词儿：

　“紫檀——品红——硫酸盐。”

　如今回想那一段日子，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努力想也许是我记错了，不是真的，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一段由一个真善美的天才讲的悲惨故事，离奇而又黑暗的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残酷。

　我不是单单在讲我自己，我讲的那个窄小的令人喘不上气来的恐怖景象，是普通的俄国人曾经有过，直到眼下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

　姥爷家里充满了仇恨，大人之间的一切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

　后来从姥姥那儿我才知道，母亲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强烈要求姥爷分家。

　母亲带着我突然回到这个大家庭来，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了。

　他们怕母亲向姥爷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那份嫁妆因为母亲违抗父命而结婚被扣下了。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别的琐事，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等等等等，他们吵吵翻了天。

　我们刚到几天，在厨房里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

　刷地一下，两个舅舅都立了起来，俯身向前，指着桌子对面的姥爷狂吼，狗咬般地龇出了牙。

　姥爷用饭勺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公鸡打鸣一样地叫：

　“都给我滚出去要饭去！”

　姥姥痛苦地说：

　“行啦，全分给他们吧，分光拿净，省得他们再吵！”

　“你给我闭嘴，都是你惯的！”姥爷个头小，声音却出奇地高，震耳欲聋的。

　我的母亲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冲着大家，一声不吭。

　这时候，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一个耳光！

　弟弟揪住他，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喘息着、叫骂着、呻吟着。

　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挺着大肚子的娜塔莉娅舅妈拚命地喊着、劝着，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拖走了。

　永远乐呵呵的麻子脸保姆叶鞭格妮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

　舅舅现在都被制服了：

　茨冈，一个年青力壮的学徒工，骑上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而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一个秃顶的大胡子，心平气和地用手巾捆着他的手。

　舅舅呼呼地喘着气，被紧紧地按在地板上，胡子都扎到了地板缝里。

　姥爷顿足捶胸，哀号着：

　“你们可是亲兄弟啊！

　唉！”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了炕上，我又好奇又害怕，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姥姥用铜盆里的水给雅可夫舅舅洗脸上的血迹，他哭着，气得直跺脚。

　姥姥痛心地说：

　“野种们，该清醒清桓了！”

　姥爷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着姥姥大喊：

　“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

　姥姥躲到了角落里，号啕大哭：

　“圣母啊，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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