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教师余培英资助19名贫困生

余培英关心山区教育，为陕西一偏僻小学建图书室

　家住顺德大良的余培英退休后开始资助贫困山区学生读书，从1994年至今，共资助了19位学生，其中2位学生已读大学。2003年妻子患上肺癌后，他依旧挤出钱给学生买书寄书，在陕西子洲县某偏僻小学里还专门建了以他命名的图书室。

　资助情结深

　1957年余培英自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与同学关玉玲被分配到浙江温州教书。关玉玲是广州人，余培英是顺德人，1959年2人结婚，一直到1979年才调回顺德教书。余培英念念不忘温州的人情世故。

　1992年，60岁的余培英从顺德师范学校退休，到当地报社当校对。有一次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希望工程”项目介绍，只要资助300元就能帮助一位小学生读完小学。他心思一动，当即寄去了资助表格。他先后申请资助了2位浙江山区一年级的小学生：泰顺县薛亚林和文成县赵丹红。给孩子们写信、寄钱、寄书成了余培英的习惯，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4年5月初余培英到上海的侄子家喝喜酒，决意要去探访这2个孩子。当时他已是72岁高龄，40年前他曾教过一位学生特意开车“护送”他去找到了受助学生薛亚林。

　看到书信中慈祥的老爷爷就站在自己面前，腼腆的薛亚林红着眼睛说不出话。因为父母都外出打工，家里只得她和弟弟相伴读书。他们家住农村，房子是简陋的木屋。

　从浙江泰顺、文成到内蒙古太仆寺旗、陕西子洲县到四川绵阳、广东河源，15年间，余培英资助的学生已经从1994年的1名发展到2008年“正式登记在册”的19名。前两年，受助学生薛亚林和赵丹红都考上了大学。

　建起图书室

　在一本磨掉了皮的旧笔记本上，余培英密密麻麻记下了10多年与孩子们的书信交往，每个受助学生都有专页记录。

　为了开阔孩子们的视野，余培英经常给他们寄书，只要对孩子有益的书他都收集起来。看报纸时发现学生们写得好的作文或一些感人的故事，余培英都会细心地将文章剪下来，给孩子们寄过去。

　2005年，余培英在报纸看到广州即将举办第四届“我爱我读”征文比赛，他立刻写信给几个文笔不错的孩子，鼓励他们试试看。当时在湖州读书的赵丹红回信答应参加比赛，他立刻跑到书店买了几本写作的书给她寄去。而赵丹红也不负众望，获得了征文比赛的第三名。余培英特意将报纸上登载获奖名单的报纸保留了下来做纪念。

　在贫困山区，学生们买课外书简直是奢望。自助学以来，余培英平均每个月都花约150元给孩子们买书寄书。陕西子洲县砖庙中心小学一位叫苏露露的学生，父母都是残疾人，家里有5姐弟，生活异常困顿，她来信说从来没有钱买书看。余培英将她列为“特困对象”，每个月寄书都优先照顾她。在近6年里，他陆续给砖庙中心小学几位学生寄去了几百本书。该校校长曹敬兴深受感动，他给余培英写来感谢信，并提议将分散寄给学生的书籍都收集起来成立一个“培英图书室”。

　为了“充实”孩子们的书库，余培英亲自买了一批书连带一些自己的藏书给寄过去。不久后他收到了校长寄来的图书室照片：在一个破烂的窑洞里，他寄给学生的图书整齐地摆放着，孩子们如饥似渴地看着书，他老怀安慰，“世上还有什么事比学生们读书上进更让人开心？”

　余培英助学15年，但是他从不宣扬自己的事迹。但是家附近邮局的工作人员全部认识他，“余老师？他经常给山区贫困学生寄钱寄书，每周不见他三两次还不习惯呢。”

　妻子虽患病但资助仍不断

　2002年年底，余培英的老伴关玉玲老师体检时发现患上了肺癌。病魔来袭，余培英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到最后3个月，老伴每天要吃一种叫“易瑞沙吉非替尼片”的药物延续生命。一粒药要520元，每天要吃一粒，一个月光吃药都要1万多元。两人的退休金加起来还不够医药费，多得儿女和亲友们接济才熬下来。

　得知师母患病，赵丹红经常写信劝余老师不要再给她们寄钱，可是余培英总忘不了学生们，每个月依旧挤出约100元给学生们买书寄书。

　余老师夫妻相互扶持走过50年，老伴虽然知道余老师经常给学生们寄书，但从不干涉。她也不知道余培英还资助了一大群学生。2006年某媒体记者上门采访，她知道助学一事后对他却毫无怨言。2007年底老伴去世。2008年汶川地震后，余培英得知市妇联为灾区募捐善款重建幼儿园，他分别以自己和妻子的名义各捐赠了1万元，“如果老伴在的话，一定也会支持我这样做。”余老师表示。

　陌生求助“能帮就帮”

　山区教育条件差，要求每个受资助的孩子都考上大学只能是奢望。在余培英资助的19个孩子里，目前只有2个考上了大学，不少学生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失去了联系。但余培英并没失望和放弃，“学生们已经尽力了，她们学多点东西，好好地生活，就是对我和社会的回报。”

　2008年9月起，余培英又先后登记资助了广东南雄和顺德杏坛2名小学生。余培英珍藏着孩子们给他寄的相片和信件，相片中小女孩穿着朴素的校服，露着笑脸，像纯朴的蒲公英。

　有一次他收到了陕西子洲县小岚同学的来信，当时她刚考上大学，但是昂贵的学费让她一筹莫展，“余叔叔，很冒昧打扰您，我们知道您是好心人，请您帮助我。”余培英仔细看了来信，回信让她出示学校证明和家庭贫困证明，一次性地给她汇去了2000元。这样陌生的求助并不止小岚一个。

　余培英正式登记资助的是19名学生，可是在本子有记录的有近50位学生，“有些学生通过朋友或者老师、同学知道我家地址，也写信求助。我能帮就帮了。”

　据悉，现在小梅已经在当地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她来信向余培英说，“我也要像您一样去帮助别人。”小岚毕业后已在当地电信公司工作；另一位“冒昧”求助者明明还在西安某学院读临床医学。余培英庆幸自己帮了她们一把，“对我来说只是给些小钱，但对孩子们来说却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余培英的笔记本上醒目写着他的助学感言。而扉页是列宁的格言：“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他实践着。

　◆真情对话

　帮得一个是一个

　记者：从资助第一位学生开始，至今您已资助了那么多学生。您当时有想过要资助这么多学生吗？

　余培英：我当时没什么想法，就是心疼他们没书读，想帮他们一把，帮得一个是一个。

　记者：您已经77岁高龄，怎不为自己打算一下呢？

　余培英：我助学只是用一部分的钱，我不会用光钱的，我未到达这个境界。我有能力就帮一些人，如此而已。

　◆记者手记

　大爱希形，大音希声

　余培英已77岁。1994年开始助学至今，他从未统计过资助了多少学生，寄出了多少本书。2006年佛山举行“感动佛山、济困扶贫”评选活动，他乘公交车时偶尔看到一张宣传表而自动报名自荐成功；2008年第二届“顺德好人”活动评选，他再次参加自荐，他屈着手指说，“这是我第四次接受媒体采访”，“我并不想出名，我自荐是因为我喜欢参加各种活动。能在活动中帮到更多的人，也很好啊。”默默助学15年，他的自觉和不自觉，一样彰显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