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两章》两文的治国主张分别是什么？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篇短文一开头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观点，指明“人和”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人和”，就是下文说的“多助”和“天下顺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反映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宋朱熹对这一章的注释是：“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清焦循的注释是：“民和为贵，贵于天地，故曰得乎丘民为天子也。”可见这一章不是论战争，而是讲民心向背的，是借战争论述实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由此逐层推进，短文先分别就天时与地利、地利与人和做比较，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最后由人和推演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完成本文的论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章讲的是造就人才和治理国家的问题。孟子认为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造就的，所以说“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有了这样的磨练，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又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提出“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的观点，这样就把造就人才的主、客观条件都说到了。短文再由个人说到国家，提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论断。这是针对国君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君就会胡作非为；如果没有邻国的侵扰，国君就会耽于安乐。由此自然导出这一章的中心思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