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六书的四体二用

清代乾嘉时期，戴震、段玉裁等人提出的“四体二用”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普遍认为，“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汉字的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则被视为用字法，二者性质迥异。然而，经过重新审视，我们发现“六书”在条例阐释和汉字构形本质上是统一的。

首先，关于“转注”。传统上，无论是通过添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法，能够“造出”新字。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么“古今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产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例如，“弟”变为“悌”、“竟”变为“境”、“陈”变为“阵”、“奉”变为“捧”等，都是转注字。这些后出现的字，按照转注的构形法来解释，也是讲得通的。这与“四体”的造字法并无本质区别。

其次，在讨论“转注”时，我们提到了清人江声的观点。他认为“建类一首”指的是《说文解字》的部首，而《说文解字》中每个部首下都有“凡某之属皆从某”的说法，即“同意相受”。江声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共构关系，但他将所有同形符字视为转注字，忽略了形声与转注的区别。这是因为他缺乏历时的观点。从静态角度看，转注字属于形声结构；而从动态角度看，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二者从历时角度看是异构的。

再者，关于“假借”。关于它是否能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造字法”，存在分歧。大多数人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然而，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许慎所说的“假借”，是基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非汉字形体结构。从语言需要造字的角度看，“假借”确实为语词提供了一个书写符号。因此，“假借”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构形法。

最后，章太炎认为“转注”和“假借”是文字孳乳的不同方式，但从构形模式的演化来看，这一说法不符合史实。假借是为了解决“象形、象意”的局限，而转注是为了适应“假借”（包括引申）的繁多。受假借启发，形声字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表明，汉字始终在维护自身的表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