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言诗对文学的影响

论玄言诗对文学的影响

导读诗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

至真之情，自然流露。

越名任心，林泉之乐。

以道升情，得意忘象。

大朴无象，贵在忘筌。

清虚恬淡，雄浑苍茫。

真率质朴，冲淡虚静。

傲然自足,   抱朴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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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言诗的内容 风格 背景

从现有文献材料看，较早论及玄言诗的是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檀道莺，他在《续晋阳秋》中说:

(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衰、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掉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掉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所以，檀道莺所认为的玄言诗，是指在“好《庄》、《老》玄胜之谈”的玄学背景下，“会合道家之言”，“又加以三世之辞”而形成的以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为主旨的诗歌。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耳。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他认为玄言诗的主旨是理解、阐发老庄思想。

钟嵘《诗品》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钟嵘描述了玄言诗的一段发展史，虽然他对玄言诗的态度并不肯定，但他也认为玄言诗“黄、老”“尚虚谈，’，诸位玄言诗人的作品“平典似《道德论》”，此处的《道德论》应该是指何晏等人阐释《老子》的玄学著作，玄言诗的主旨就是“虚谈，’

可见，南朝玄言诗论诸家都是把魏晋玄学思想作为玄言诗的主旨。只有檀道莺《续晋阳秋》把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均视为玄言诗的主旨。当然，如果考虑到魏晋时期，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都笼罩在整个玄学思潮氛围下，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魏晋玄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续晋阳秋》的说法，与其它各家也有某种共通之处。

东晋后士人转向对玄言隽语、玄味气质和通脱、潇洒风度的追求,认为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标志。由于玄学有避世、颓废消极的一面,这在诗歌领域中就直接表现为玄言诗的出现。这种诗在嵇康阮籍诗歌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在西晋永嘉年间到晋宋之交的一百多年里风靡了整个诗坛,成为当时诗界的主流。从内容上来说,玄言诗充满玄理,借山水自然表现他们的洒脱与高深;从形式上来看,它受到了当时佛经译本和僧徒说经方式的启发。

二、玄言诗对其他类型的言理诗（即广义的“玄言诗”）的影响

陶、谢以后，玄言诗已经寿终正寝。然而在玄言诗这堆朽骨上，不仅经过否定之否定绽放出了山水诗之花这一主要的继承者，同时也陆续衍生出其他类型的言理诗、或影响了其他类型的言理诗，如道士诗、释徒诗、宋明理学诗。按许总先生的说法，“作为中国古典哲理诗的典型形态”，魏晋玄言诗、隋唐道释诗、宋明理学诗“这三大哲理诗形态”，代表着“中国古典哲理诗发展进程中的三大阶段”，每一阶段的哲理诗的形成、发展都“既依倚着作为思想文化母体的特定哲学学派与思潮，又与古典诗歌艺术表现范式的演变密切相关。”16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作为“哲理诗”初步形态的魏晋玄言诗，与后之道、释诗及理学诗相比虽显稚嫩，但其首创和示范意义不可忽视。　　道士诗（或道教诗）在魏晋时已初步兴旺起来。不过，因其时玄学昌盛，故道士诗多汇注于玄言诗之主流中。南朝以后，玄言诗开始退潮，道士诗浮出水面；至隋唐，道士诗遂形成自家体貌；尤其入唐后，李老为尊，道士地位极高，道士诗盛极一时。如孙思邈、司马承祯、吴筠等人皆有大量道士诗传世，见于《全唐诗》者有120多首。这些人既有地位、有影响，又与文人墨客有广泛交往，故影响了一代文风。此风因与玄言诗　　在东晋，佛语入诗是玄言诗的新气象之一。东晋中期的支遁、郗超，后期的慧远、王齐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经南朝至隋唐，随着禅佛的独立，佛理诗也摆脱了附庸于玄言诗的地位，作为一种言理的诗歌新样式而兴盛起来。其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时诗僧和诗僧作品的大量出现。据《全唐诗》所录，诗僧作品计有46卷、115家，著名的有寒山、拾得、皎然、贯休、齐己等，这些人的作品大都量多质优。其中皎然不仅有诗作，还著有《诗式》，从理论上将佛境、诗境打通，再加上王昌龄18的推助，在诗坛产生了很大反响，形成唐代佛理诗兴盛，一般的诗也往往有与佛理禅趣有挂搭的事实。　　当然，隋唐佛理诗既有佛意，又“非但释子语也”19，一般仍杂有道意。这既是隋唐时九流贯通、三教合一之大文化背景的反映，也是佛理诗受玄学、玄言诗影响的明证。　　宋元明理学20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后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涵融道释百家，尤与道学有密切关系。理学的基本范畴——“天理”或“理”就是得益于道家之“道”的启迪，是老庄玄学以“道”为世界本原的思想观念、方法的复制。只不过理学所讲的“（天）理”21主要指儒家思想而已。“理学诗”是理学思想的诗化形态，主要用来讲道说法，这与玄言诗并无二致。两者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不难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玄学、玄言诗产生的背景是士族门阀的兴盛，而理学、理学诗的出现也与宋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较高有密切关系；玄言诗与清谈、玄谈密不可分，理学家也常常以诗论辩；玄言诗的主旨是对玄学人生观、人格理想的探讨，理学诗也主要关怀人生问题，只不过前者落脚点是个人、后者的落脚点是社会耳；玄言诗以言理为主，理学诗亦强调“文所以载道”22；玄言诗黜象喻，理学诗也讲“作文害道”23；宋人在强调“道”的同时一般也不废“文”正如多数玄言诗实亦借助了一定的象喻一样；玄言诗有假借山水以体道的，理学家的吟咏也常常借风物而发；玄言诗讲究情致恬淡，

总之，玄言诗与道、释诗之间的因承轨迹因时代较近而较明显；它与理学诗则相距600多年，两者的产生背景、主要思想和终极旨归也很不相同，但之间的渊源关系也不难发现。

三、玄言诗张扬的人格理想对后世文人精神风貌的影响

玄言诗的主旨是什么？笼统地说，当然就是反映玄理。但玄学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涵容极其繁复，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等很多成份。虽然玄言诗对这些都有所反映或涉及，但主要地是侧重于对玄学人生观的观照。所谓玄学人生观，其核心问题当然是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的人格，得道者的人格也就是标准的玄学人格究竟应该走什么样子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形成玄言诗的主旨。玄学的产生、演变、论争也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作为玄学的诗化反映，玄言诗当然要以此为基本主题了。东晋时，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标准答案基本被找到而且经过很多人的生活实践而最终定型。随后，玄学、玄言诗都显得过时、老化并发生了新变。　　玄学、玄言诗所探讨出的人格理想是不断翻新、不断成熟的；虽然，皈依自然是一致的、持续飘扬的旗帜。在正始时期，理想的玄学人格讲究贵无贱有、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嵇康等。在西晋，“崇有论”抬头，向、郭之说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于是以“二十四友”尤其是石崇为代表的大多数士人集官僚、玄士、文士于一身，在追逐、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又体道迈俗，致力于营造诗意的人生。不过事与愿违，他们的人生却充满了遗憾：如果说他们在求得荣华富贵方面曾经短暂地获得过成功的话；那么，他们在体任逍遥方面却几乎从未如愿。西晋虽然赢得了宇内混一、君主贤明、多士盈朝，但大好局面如昙花一现，迅即陷入一片混乱中。先是杨、贾乱政，然后内战不断，终于引致五胡乱华，中原涂炭……对西晋士人来说，那一份得意与适情总是显得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后人颇有“低级庸俗”之讥。到东晋，支遁标揭出逍遥新意，以“心足”、“精神自由”号召士林，规范任诞，“心隐”、“朝隐”被实践得出神入化，王导、庾亮、王羲之、谢安等，先后成功地实践和树立起了“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的人格典范。甚至就连后来的陶渊明实际亦出入儒道两家，活脱仕隐之间，过着“真名士”、“真风流”的诗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