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错译？

看吴思先生的《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一文，想沿着他的思路再往下说说。

以上是吴先生的观点。他是论证中文的「分」与英文的 "right"（其实是"right"和"duty"的集合体）的等价性。我下面则反其道而行，简述西方法理念中的「权利」与中文里「分」是如何相似，以求对「权分论」略加补充。

我们知道，西方，尤其是罗马法系国家，抽象的「法」与「权利」「公平」「正义」等概念是同源甚至同体的。比如拉丁文的 jus ，德语的 Recht ，法语的 droit 等等，都能同时表达这几种意思，与现代汉语里这几个词的的泾渭分明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发生学意义上，「权利」，与「法」「正义」的理念同源，嗣后方得分辨——如一棵小小的树苗分出几根枝杈。此皆修习法律之人的老生常谈，前人之述备矣。

在这当中，最为朴素天然的「正义」理念，最早产生。在德拉古和梭伦之前，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时，希腊的雅典尚无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观念，但后世广泛用来指称法律的语词 nomos 业已诞生，当时的意思除了「习惯」之外，一般表示「测量和分配」（它的名词形式 nemō 意为「我分配」）。这也就与「各人应得之分」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后，雅典有了民主立法，nomos 的意涵拓展到了「法律」，「测量和分配」之义则逐渐消失。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自己的正义和法律理念。他像现代学人熟知的那样，将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前者即指按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利益和施加负担，后者亦指将被破坏的行为界限「恢复均等」；他还认为，正义就是合乎比例，非正义就是不合比例。（《尼可马各伦理学》）乃师柏拉图也将正义描绘为「守法践约」，而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各得其所」是也。（《理想国》）

进入罗马时期，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思想均有所发展。西塞罗（Cicero）、卢克莱修（Lucretius）均表达了朴素的契约论思想，后者认为权利发轫于人类因贪婪起纷争，随后又订立契约建立秩序所保障的「自己的那一份」；前者对财产权的比喻则堪称天才，雄辩地调和了他所主张的国家公有与私产私有：

「就好比说，尽管剧院是公有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每一个人就座的是「他的」座位。」

与卢克莱修类似的思想脉络清晰可辨。

类似的表述当然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因为没有哪个时代的学者不曾为「权利」「法」这些「元概念」的定义、界定殚精竭虑。本文无意将其至今两千年的发展在此历述，也不必把「权利」与其相邻的概念如「义务」「自由」的区别一一道来，只是从一个宽泛的尺度和原初的历史阶段去讨论这个概念的所指。上述的例证已经证明西方的「权利」即约等于中文里的「分」，考虑到近代以来「权利」「义务」两个概念已经被截然两分，在「分」前面缀以「权」「义」二字分以谓之自然也是平稳之论。

吴思先生也提到，「权利」的翻译与法学上另一关联概念「权力」（power）同音，口头交流时殊为不变，即便付诸书面，亦有错看之虞。此为学者诟病久矣。另外我要补充，民法上还有「权益」之称，其外延结构是「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但初学者难免疑惑，「权利」里的「利」，不也可以指代「利益」吗？这也是「权利」译法的缺陷在法学中的一处显现。

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意「颠覆」近代以来现代汉语已经广泛接受的「权利」一词——我相信，即使是吴思先生，也并没有这种「理想」。之所以追本溯源，提出这个「分」，与其说是为了批评丁韪良发明的「权利」，不如说是为了发展它。上述「分」所包含的「应得」「正当」之义，通过这种中西、古今的比较，可以更好地被人们所认知，并被注入到现在通行的「权利」概念里。大动干戈，废「权利」起「权分」肯定是不可行了，但把「权利」用好、说好，让它在现代汉语里让它拥有与它的西方「先祖」同样全面丰富的内涵，我们这一代学人当不能推辞。

*与此同时，他们将抽象意义上的「法」（或称「权利」「正义」， jus , Recht , droit, etc.）与「实定法」——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法律」（ lex , Gesetz , loi, etc.）加以明确区分，此即所谓「观念上的法」与「实在上的法」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