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法都做了哪些改革？

与公历的改革完全不同，中国的历法改革复杂而困难得多，从历的本身来看，因为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历，即不但要研究月亮的运动规律，而且要研究太阳的运动规律，同时还要考虑两者的关系，使之能得到恰当的调节。同时考虑这么多因素，比起只关心太阳的运动来显然要经历更大的艰难曲折。因此，从先秦时期起到清末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历法曾经历过多次的改革。据统计，先后提出过的历法共有近百种，大部分是实际行用过的。谈过，历的基本要素是年、月、日三者的长度。对于农历来讲，年的长度取回归年长度365.2422；月的长度取朔望月的长度29.53隔日。显然，年、月、日三者的关系是不可通约的。因此，无论怎样好的历法都只能是近似地反映了三者的关系。这样从根本上来看，某种历法其行用的年代越长，它和实际天象的偏差就会越明显。等到这种偏差积累到足以影响按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时，这种历法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我国历法多次改革，其首要原因就在于此。例如，西汉初年制定的《太初历》，使用到东汉初年时已经一百多年了。人们发现，日月合朔常在历书上所载的朔日之前，月食发生日期也比预先推算的要早一日。这结果引起了后汉初年改历工。作的进行，从而导致一个新历——《四分历》的诞生。除此而外，引起改历频繁的另一因素是封建帝王的反动正统观念。在古代，颁布历法一直是帝王的特有的权力。朝代变了，也必须改颁新历法，即所谓“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改正朔”，即是指颁新历。这里实际上是借“天意”愚弄被统治的人民。这样一来，每当改朝换代以后，历史上就可能出现改历的事件。例如，魏朝的《景初历》到了西晋时改名为《泰始历》，以后又改为宋时的《永初历》。历名虽三易，历却是一个。其实，这不过是皇帝老官儿玩弄的“改正朔”的把戏而已。

抛开封建帝王的丑恶表演，我们回到科学的改历上来。在我国多次的科学改历中，有几次重大的改革是需要强调的。通过这些改革，我国的历法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历法的精度不断提高。我国首次的重大历法改革是在秦代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变动时代，周朝的奴隶主统治政权日趋崩溃，作为王权象征的全国统一历法在这种情况下也颁发不出来了，大的诸侯国分别制定了自己的历法。据史籍所载，当时影响最大的有六种历，即所谓“古六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历法也进行了改革；把颛顼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历法，从而保证了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步调一致。1972年在临沂出土的汉简历谱，就是颛顼历的一个历史遗迹。第二次重大改革是汉代的太初改历。汉承秦制，故西汉初年一直使用颛顼历。到汉武帝时代，历法和天象之间的不符已很明显。为了不失农时，汉武帝于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下令改历。当时曾召集了“民间治历者”共同参加修订历法，订出了我国有完整史料记载的第一种历法——《太初历》。太初历内容丰富，其中包括历日制度、日月食周期、五星运行情况、二十四节气测定、二十八宿的天球坐标等等，为后世的治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太初历中明确规定了无中气的月为闰月的置闰规则，使阴阳历的调合更为合理。第三次改革是在南北朝时代，由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反映出来。在这部历法中，祖冲之把在此以前由后汉刘洪发现的“月行迟疾”和晋朝虞喜发现的“岁差”等因素全部考虑在内，因而制订了比较精确的历法。第四次改革体现在隋时刘焯的《皇极历》中，它根据北齐张子信发现的太阳运动不均匀性，即所谓“日行盈缩”现象，更精确地计算节气发生的时刻，即所谓使用“定气法”。第五次改革是元代郭守敬实行的。他创造了较精密的新仪器，仔细地重测了一些基本天文数据，更精确地皮映了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规律。在数学上，他又引进了十进小数，创造了坐标变换公式和高次内插法，因而编制出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这5次重大改革只是我国历法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这些成就都是我国古代天文家辛勤工作和精心研究的结果。